“长征”成长记
“在20世纪，运载火箭总体设计室因工作劳累生病去世的比较多，粗略算了一下，占设计室人员的5%左右。”余梦伦列举了一个数据。

随着“神舟十号”再次搭乘“长征二号F”火箭升空，至此，“神舟一号”至“神舟十号”以及“天宫一号(微博)”全部由“长征二号F”发射完成，后者由此堪称中国载人航天“专用”运载火箭。

下半年，备受关注的“嫦娥三号”也将搭乘“长征”火箭进入太空。事实上，在2013年，中国最著名的“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再次进入发射高频年。

对于中国人来讲，火箭具有极其非凡的象征意义。这种与强大关联的荣誉感、自豪感在很多年里远远超过它带给中国人的实际意义。

40多年前，研发人员用“长征”为中国的运载火箭命名，是深受毛泽东《七律·长征》中勇往直前、不畏牺牲精神的鼓舞。当然，用“长征”命名，也蕴含着对这次新征途困难前景的预估和决心。

时至今日，脱胎自“东风”导弹的“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已历经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前后有4个系列、17个型号。

数万中国火箭人为之呕心沥血。成功过、失败过、振奋过、挫折过、欢呼过、沮丧过 终于炼就一枚枚国之重器，腾空而去。

这也是一次没有终点的长征。

创世纪的火箭人

“长征”第一次亮相的时间是1970年4月，“长征一号”成功发射“东方红一号”人造地球卫星，从而揭开了中国航天活动的序幕。

“‘长征一号’是在‘东风四号’导弹基础上改进制造的。”中科院院士、火箭弹道专家余梦伦对《瞭望东方周刊》说，这枚火箭完全是中国人自己独立研制的。

像任何国家一样，中国的战略导弹与运载火箭都有着密切的渊源。中国最早的导弹是“东风一号”，它根据苏联的近程地地导弹“P2”仿制，其源头则是二战时德国的“V2”导弹。

最大射程600公里的“东风一号”在1960年11月5日试射成功。虽然这种武器从来没有实战部署过，但是通过仿制，中国科研人员建立了导弹研究体系，最终培养了一批导弹专家。

这是一代元老级的中国火箭专家，绝大多数人从来不为公众知晓。比如火箭弹道设计先驱方俊奎，于1963年离开当时负责导弹研制的国防部五院一分院，去了酒泉卫星发射场。

“直到现在，中国航天史名录都很难找到他的痕迹。”余梦伦带着叹惋的口气说，“很多人为中国航天贡献了一生，是真正的无名英雄。”

“研制运载火箭时没有其他外援，全是自主研制的，应该说那代人对运载火箭的贡献是开创性的，他们是中国运载火箭的开端。”曾任“长征二号丙”总设计师的李占奎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从1958年到1962年是起步阶段，这一阶段主要是学习苏联的资料，仿制德国的‘V2’火箭。从1962年到1966年，国内的火箭事业发展大大加快，中国航天事业开始向前迈步。”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总体设计室原支部书记、火箭控制专家李法瑞对《瞭望东方周刊》解释说。

1967年，中国决定研制“长征一号”运载火箭，到1968年初完成总体设计，之后又用了两年左右时间完成了各种地面试验。

时值“文革”，一面是运载火箭研发任务日益趋紧，一面却是科研人员被派往农场劳动、下连当兵、“四清运动”、五七干校、军垦锻炼。

其间，在当时的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还发生了严重的武斗事件。火箭专家姚桐斌就是在1968年6月的武斗期间去世的。

当时，负责火箭研发的七机部在南苑地区发生了大规模武斗。6月8日中午，正在家吃饭的姚桐斌突然被几个造反派带出家门，路上被暖气管猛击头部。

作为周恩来从德国请回的导弹专家，姚桐斌在1957年回国进入钱学森领衔的国防部五院。正在人民大会堂开会的周恩来得知此事时，手中的茶杯掉在了地上。

凶手后来分别被判处15年和12年徒刑。1978年3月18日为姚桐斌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仪式。这一天，正是全国科学大会召开的日子。

“当时火箭研究院下放了三分之一的人去军垦。”李法瑞、汪向毅、陈万兴等人在1969年3月被派往黑龙江齐齐哈尔地区参加军垦。大多数人3年后才返回北京。

此前在1968年，一批新分配的员工入院没多久就直接被派往湖北省孝感农场参加军垦。其中就有北京大学数学系力学专业毕业的陈德隆，而他在4月份才刚刚走进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总体设计室动力装置组。

作为“创世纪”的“长征一号”共进行了两次卫星发射，成功率100%。中国从此开始了自己的太空时代。